（5）（意）朱塞佩•格罗素：《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起到的作用就是确权。个人信息权的性质而言，肯定不是所有权，这一点需要和刘德良师兄商榷。

比如：腾讯的开放平台，可以接入游戏、视频、电子商务等都可以。这种法律规避也是被禁止的。在3Q大战中，我说了几点意见客观上对腾讯是有利的。这是个人信息权的基础，如果连个人享有哪些信息都不知道，个人信息权无法行使。我不赞同这个说法，下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1000个人的个人信息，卖了1000元。

第四点是外国人是否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主体？我认为问题一跨国就会很复杂。石佳友老师主要从个人信息权的权利性质、个人信息的界定以及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立法模式三方面，对开放平台模式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果该条款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话，前述村民的诸种土地权利遭受集体侵害的情形是有望得到遏制的。

但是，这种出自良好意愿的限定难免会造成民众之侵害救济上的缺漏，因此，在确认该种侵权行为类型的基础地位以及内蕴于其中的权利性质限定之正当性的前提之下，必须进而构筑防范该种缺漏的辅助性侵权行为制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城市化进程无法妥当地吸收和包容这些从土地中游离出来的农民，使他们呈现出数量上和区域上的关联性积聚的话，由此将损害到的就不仅仅是这些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权利。这也就是说，该条款相对于该类纠纷的救济功效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由法官来进行挖掘的问题。[4]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

前款第（三）项所称的第二人，请求受益方补偿其在承包地上的合理投入的，应予支持。如是之论，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基本权利在土地纠纷领域的过度渗透将有可能危及到集体的生存和后续发展能力，进而对所有村民之土地权益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

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事实上也就昭示了解决村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更为根本的路径—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此后，各地陆续进行了土地二轮承包。《行政复议法》[17]第8条第二款对行政处理的救济问题作了类同的模糊处理。

而且，即便就本文所着眼的私法领域来说，徜徉其间的也并不完全是纯粹的私法规范，在私法自治呈现出新面相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典型公法色彩的强制性价值规范已然是包容于私法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调解行为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照我国的传统习俗，上述那些因为结婚、离婚、入赘等原因而发生身份变动的人，固然并不是绝对地被从户籍上排斥出所的村落，但是，类同于其他村民那般附着于户籍之上的诸多经济利益在多数情形下已经被绝对性地剥离出去了，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只剩下户籍荫庇的归属于特定村落的法律性身份符号，但是这对于他们的实质性生存而言，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其三，为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法益条款符合该类型侵权行为的构成条件。

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扞卫自己在乡村社区的平等，这些行走在法律边缘的村民被迫诉诸法院，与自己所归属的集体当堂对质。[49]与对世权相比，相对权不具有公示性。

[11]在笔者看来，在目前的社会保障格局之下，上述土地补偿费用只能是暂时的。至于因安置补助费发生的争议应否由人民法院受理，则应具体分析。

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这和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有着直接的关联。相应地，法院将因之而提升对该类纠纷的解决能力，承载着基本权利精神的公法规范进入该类私法领域的阀门随之也将被适度地打开。当然，就基本权利在土地纠纷领域的实现来说，该条款的存在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支撑基本权利的规范载体，其潜在效能的发挥还必须依赖于将其蕴涵着的平等法益输入该领域的管道的建立。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 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今年重点推进的十项改革任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其中之一。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52]在产权恒定、成员流动、村落之间差异明显的乡村现实面前，固然有本文所说的妇女丧失土地利益的情形存在，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村民基于功利主义的驱动，凭借和相关村落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关联，谋求分享集体利益的现象。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1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等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土地承包的行政主管部门。

[52]否则，同样将会损害集体的生存和后续发展能力。在土地纠纷诉讼中，村民往往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司法救济，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法律的缺位造成的。

但是，这种类型的侵权行为恰恰是我国目前的侵权行为制度中所欠缺的内容。如果进而考虑与之关联着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所铺设的场景，作为侵害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也是非常明显的。

[38]在此之前，包括妇女在内的村民是不具有所谓的物权的。然而，正如笔者在第二个问题中所力图展现的那样，目前的诉讼制度事实上往往无法为其提供实质性的救济。从理论上来说，权利侵害型侵权行为之所以将其侵害的对象限定于对世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行为人对其行为之潜在后果的期待可能性，避免过当地徒增民众的守法成本，[49]从而在吓阻不法侵权行为和维护自由意志及社会秩序之间谋求达致较为妥当的平衡。[43]与之相比，后种情形下原告方于其新归属的村落却不存在先期获致的承包经营权，因此，她只能以平等权遭受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

一方面，它可以在司法的帮助下，弥补私法中存在的漏洞、给予那些权利缺失的民事主体以适度的救济。显然，该批复是依据1998年修订之前的《土地管理法》第30条[25]作出的。

再如，就土地征收补偿费请求权来说，尽管自2005年之后，村民可以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但是，由于该种权利是附着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作为其获致前提的农村集体成员资格之上的权利，而该种资格认定的话语霸权完全掌控在集体手中，因此，村民是否拥有该种权利以及是否因之而可以向法院提起权利侵害型侵权诉讼似乎也并不见得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实践中一些法院对该类纠纷的消极回避。但是，对于因结婚、离婚、入赘而发生身份变动的农民来说，上述费用与他们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实质上的关联，甚至有些费用即便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也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无法真正实现，其原因在于：依照前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第二款和《物权法》第132条[9]的规定，上述五种类型的费用适用于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民，也就是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但是，上述那些发生身份变动的农民恰恰是尚且没有获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10]该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但是，如果上述两种情形下的村民以集体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侵害了自己为法律所保护的平等法益为由向法院起诉，却可以绕开前述两种情形下的法律缺位，借助该公法性质的平等法益条款，获致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土地征收补偿费。

受害人必须是该法所保护的人。依据上述规定，侵权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侵权行为、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行为、以及违背公序良俗的侵权行为。《物权法》第42条规定的费用包括五种，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社会保障费等。然而，就保障村民的承包经营权而言，无论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提起行政诉讼，实际上都无法对当事人给予具有实质意义的救济。

[26]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依据《土地管理法》[14]第16条的规定，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土地使用权纠纷的行政主管部门。

如果真能这样，则该公法性价值条款就将反转为村民获致平等法益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土地权益，进而实现二者所承载之基本权利的实体依托。[41]对此，全国妇联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

参见尹田：《物权主体论纲》，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因此，他也就不可以向法院提起第一种意义上的侵权诉讼。